日期：1974-4-25 作者：牙含章
牙含章（这份材料是74年4月25日牙含章同志在内蒙古大学批林批孔办公室主持召开的“民族政策再教育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仅供内部参考，请勿外传，请勿遗失。）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内蒙古自治区所犯的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内蒙批林批孔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内蒙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在这里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所以我的发言着重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在内蒙地区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罪行。
林彪的路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是极右的，妄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表现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就是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下面我只举3件事实，说明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执行的就是大汉族主义。
第一，1969年12月21日，陈伯达对郑维山讲：“你们到内蒙军管是拿上方宝剑去的，是征服者，不是胜利者。”1970年2月11日，郑维山在内蒙前指会议上又讲：“我们来内蒙是征服者，不是胜利者。”重复了陈伯达的黑指示。
陈伯达和郑维山的这些黑话的矛头上指伟大领袖毛书席，下指内蒙各族革命群众，是极其反动的。
在封建社会里，专制君主有时给他的将军一把“上方宝剑”，他想杀谁就可以杀谁，不必事先向皇帝请示，叫作“先斩后奏”。陈伯达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封建专制君主，这是对领袖的恶毒诬蔑。陈伯达又说郑维山拿“上方宝剑”到内蒙，这是造谣，是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是造党中央的谣。他造谣的目的，无非是拿“上方宝剑”吓唬内蒙地区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要着重批判“征服者”这个反动谬论。
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12·19决定，是毛主席对当时内蒙局势的极大关怀，是毛主席对内蒙各族人民的极大爱护。内蒙实行军管是中央为了保护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内蒙局势很快稳定下来，搞好斗批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采取的英明措施，郑维山是执行中央12·19决定而来内蒙的，他怎么成了“征服者”呢？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的地方提到“征服者”这个名词。马克思在论述印度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中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那些阿剌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总是不久就被印度人同化了。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非常明白，“征服者”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指旧社会的压迫民族而言的。我国现在是新社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既不存在压迫民族，也不存在被压迫民族，当然，我国既不存在“征服者”，也不存在“被征服者”，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我们要问陈伯达和郑维山，你们既然是“征服者”，那么“被征服者”又是谁呢？
事实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内蒙地区是我国最早实现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一个蒙古族为主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毫无疑问，林彪死党郑维山到内蒙来，就是为了要“征服”居住在内蒙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就是为了要“征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蒙族人民和其它少数民族的人民，就是要剥夺毛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賦与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实行区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就是要取消民族区域自治。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特别是破坏蒙汉团结），危害祖国统一。
第二，林彪死党郑维山窜来内蒙以后，胡说他“走遍四盟二市，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这是对内蒙各族革命干部的恶毒诬蔑，也是反对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反对内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郑维山胡说“四盟二市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这当然是指内蒙地区的整个干部说的，既包括了蒙族干部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也包括了在内蒙地区工作的广大汉族干部。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干部95%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对干部的一个总的看法，也就是我们观察干部问题的基本观点。而郑维山却胡说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反调是什么？这不是反对毛主席观察干部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什么？这不是在干部问题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
毛主席又教导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是毛主席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指示。因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由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个政策需要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来执行。内蒙古自治区自1947年建立以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方面是有成绩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格审查和考验，95%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但是郑维山却胡说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他讲这些黑话的目的是什么？他无非是要说明内蒙都是坏干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当然也都是坏干部。既然坏干部，当然不能当家作主，不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以林彪死党郑维山虽然没有公开取消内蒙古自治区，没有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际上就是妄图取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林彪死党郑维山当时是内蒙的第一把手，他不光是说说而己，他是怎么说怎什干的。郑维山根据他的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的荒谬结论，就制定了一个内蒙干部大换班的荒谬计划，并且立即付诸实行。在邱维山主持内蒙工作的那个时期，在内蒙地区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只剩下了吴涛同志一人，而且也不负主要责任。在盟、市、旗、县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不要说没有一个当第一把手的，就是当第二把手的也不多，这就是林彪死党郑维山，排斥蒙族出身的干部，剝夺蒙族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践踏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铁证。
第三，林彪的另一死党黃永胜在谈到内蒙问题时，恶狠狠地说：“少数人怎么能当多数人的家”。大家一听就明白，他所说的“少数人”，就是指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民族——蒙族人民而言的，他所说的“多数人”，显然指的是居住在内蒙地区的汉族人民。黃永胜的这一句黑话不仅恶毒地挑拨蒙汉民族关系，破坏蒙汉民族团结，妄图煽动内蒙地区的汉族人民起来反对蒙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
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因为在我国历史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一切少数民族都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制度，剥夺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所以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了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正确原则。全国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又明文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就保证了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所以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毛主席解决我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体现。从实质上讲，民族区域自治就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上大汉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长期的压迫剥削，我国少数民族很少有完整的聚居区，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形成各民族杂居状态。这是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过程中，为了使较多的少数民族能够实行区域自治，有意识的把许多民族杂居地区划入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之内，这就产生了有些民族自治地方主体民族在人口方面不占多数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就是如此，还有许多自治地方也是如此。这正表现了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英明伟大。
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同时也明文规定，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居住的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同样享有民族平等权利，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自治地方的各级人民政权和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的人民享受同样的政治待遇。因此，在自治地方居住的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同样享有当家作主的平等权利，根本不存在一个民族“当”另一个民族的“家”的问题。
而林彪死党黃永胜恶毒攻击内蒙自治区是“少数人”当了“多数人”的家，他不仅是攻击内蒙一个自治区，而是攻击了全国许多自治地方，因为我国还有些别的自治地方也是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汉族人口占多数，按照黃永胜的看法，这些自治地方都是“少数人”当了“多数人”的家，这样的自治地方都应该取消。所以黄永胜的这一句黑话不仅恶毒攻击诬蔑内蒙古自治区，而且恶毒攻击诬蔑全国的许多民族自治地方。归根到底，他是恶毒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要取消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区各族人民通过林彪死党郑维山、黄永胜这些反面教员，更加认识清楚了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政策。从而更加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也更激起了内蒙各族人民对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仇恨。如果林贼的《571》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的话，我国就要复辟资本主义，沦为苏修的殖民地，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必将取消，我国少数民族又将沦于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统治之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并不是从12·19决定以后才开始的。在这以前，他们的黑手就已插了进来，干扰和破坏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笔账也要和他们清算。
大家都知道，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从1970年9届二中全会才开始的，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抛出了一篇专门议论“政变问题”的讲话。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同志的信中就已明确指出：林彪的这篇讲话是“专门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说明林彪的“政变经”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林彪的这个”政变经”对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没有一点干扰和破坏。就在那个时期，内蒙也刮起一股风，说什么内蒙有一个“反党叛国集团”“内蒙要发生宫庭政变”“蒙古人要杀汉人”等等。林彪的罪恶目的，就是在煽动民族仇杀，妄图把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这个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后果也不可低估，直到最近，内蒙党委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给错打成为“×××反党叛国集团”翻案的群众组织平反，恢复名誉，这就是一个铁证。
内蒙地区在清队中又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个严重錯误的直接负责人是腾海青同志，但是林贼死党黃永胜也插了黑手，胡说“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尽。”腾海青同志正是因为黄永胜给他撑腰，他才蛮干一气，误伤了××万蒙族干部和蒙族群众，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有的朋友给我说：你提出“反党叛国集团”问题，会不会被人误解为否定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肯定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巩固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所以对这个问题要亮明观点，不能回避。
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内蒙地区的革命群众就起来造反，揭发和批判了旧内蒙各级党委一些负责人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大大地提高了全区各族人民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在清理阶级队伍当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严格（内容不清楚）在革命队伍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基本上划清了内蒙地区的阶级阵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如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建立，干部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赤脚医生等等，从而使我区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面貌焕然一新。
就在民族问题方面，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例如挖“新内人党”的问题发生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并纠正了清队扩大化的错误，及时拨正了内蒙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这些就是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绝不允许否定的。至于在运动初期挖出的所谓的“反党叛国集团”，那是在林彪的“政变经”干扰下产生的一个虚构的问题，否定了这个虚构的问题，才能使内蒙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更加扎实、更加巩固。其实，经过党的十大的召开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选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际上已否定了那个虚构的“反党叛国集团”，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再产生任何误解。
现在，内蒙地区正在开展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但是要把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向广大群众进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教育，作为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还有很大的阻力。一部分阻力来自人们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看法，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第一个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提出民族问题，批判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不是冲淡了批林批孔？这是不是大方向？”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首先闹清楚。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表现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就是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所以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就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林彪的大汉族主义，又是从孔老二那里继承下来的，孔老二是我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奉行的大汉族主义的祖师爷。所以，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也是批孔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在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本地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把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内容，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不仅不会冲淡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而是把运动引向更加深入。
为了进一步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奉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林彪及其死党在民族问题方面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反映了这几年来，在民族问题这个领域内出现的一股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虽然是从孔老二那里继承下来的，是历代统治阶级对待少数民族的传统政策，但它也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有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特点。
林彪及其死党所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特点是：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民族问题。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让别人讲民族问题。他们对“民族问题”四个字讳莫如深。他们一听到谁讲“民族问题”，就认为谁就是“民族主义者”，谁就是在搞“民族分裂”。搞“民族分裂”就是“叛国”，就是“敌我矛盾”，就应该对这种人实行“专政”。林彪及其死党就是拿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大整我国的少数民族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
林彪及其死党的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谬论，特别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没有民族问题的谬论，也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从苏修那里偷偷地贩买过来的。苏联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我们中国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和苏联现在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点勿庸在此多说。1970年2月27日的苏修《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上面说：“民族问题在苏联早就彻底解决了，它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解决的。”这就是民族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苏修不承认苏联国内还有民族问题，谁要说苏联国内有民族问题，苏修就给谁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苏修的这种修正主义，实质上就是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它和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是一丘之貉，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民族问题方面的修正主义，不过表现形式有些不同而已。所以我们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所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就是批判民族问题方面的修主主义，它是我国反修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民族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答复是肯定的。只要民族差别存在，只要阶级差别存在，民族问题总是存在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民族问题的实质还是阶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斗争问题。民族主义又分两种：即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也要区分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它存在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民族问题的论点，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实际上都是阶级斗争息灭论，统统都是修正主义，必须坚决进行斗争。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就是这种货色，所以我们必须同它进行斗争。
从思想根源来说，林彪及其死党所奉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又完全是从孔孟之道那里继承了衣钵，孔老二是他们的大汉族主义的老祖宗。孔老二和孟轲生活的那个时代，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那时的统治阶级把汉族叫做“华夏”，把少数民族叫做“夷狄”。孔孟之道对少数民族的反动谬论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一曰“严华夷之防”，就是对少数民族瞧不起，不信任，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二曰“尊王攘夷”，就是主张对待少数民族要实行武装镇压，就是要“征服”少数民族；三曰“用夏变夷”，就是用汉族的文明去同化少数民族。我国历代统治阶级，就是根据孔孟之道的这些大汉族主义思想，制定了对待少数民族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林彪在民族问题方面，完全继承了孔孟的大汉族主义。所以在民族问题方面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也必须批判孔孟之道，挖出它的思想根子。
由此可见，在内蒙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必须联系本地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批判他们在民族问题方面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的罪行；必须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大汉族主义；必须进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内蒙地区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问题，“民族问题方面有没有路线问题？有没有路线斗争？”有一种论点认为：“民族问题方面没有路线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主要要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民族问题主要是落实民族政策的问题，应该放到运动以后再去处理”。这种论点实质上就是在当前内蒙地区批林批孔运动中，不让革命群众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就是不让批判大汉族主义，就是不让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也应该从理论上把它闹清楚。
首先我们要问：民族问题方面，有没有路线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党有基本路线，还有具体路线，这是全党所公认的。教育有教育路线，文艺有文艺路线，军事有军事路线，民族工作怎么能没有路线呢？说民族工作没有路线，只有政策，这是讲不通的。
民族工作首先必须服从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的基本路线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四个存在，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民族工作必须承认：任何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都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都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的威胁。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党的民族工作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
那么，党的民族工作的具体路线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我们常说：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体现，这就是说：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等，就是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主要内容。究竟用那些文字把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具体路线正确地概括起来，恰当地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得进一步研究，但这也不能说明民族问题没有路线问题，只有政策问题。
有人把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具体路线概括为四个字，就是“民族团结”。他们认为：“内蒙地区的民族问题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的斗争”。
我认为：“民族团结”是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毫无疑问的。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就说明了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但是用“民族团结”这四个字，是不能把民族平等，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等概念包括进去的。所以用“民族团结”四个字是否正确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民族工作的具体路线？是否正确地表达了毛主席的民族工作的具体路线？我表示怀疑。
对于民族分裂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搞民族分裂的，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大整少数民族革命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这不是搞民族分裂是什么？林彪及其死党是以反对“民族分裂”来搞民族分裂的。他们认为，谁讲社会主义中国还有民族问题，谁就是搞“民族分裂”；谁反对大汉族主义，谁就在搞“民族分裂”，这些家伙就是用“民族分裂”这个封条封住了许多人的嘴吧，不让他们议论民族问题，不让他们批判大汉族主义，不让他们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所以，在林彪死党郑维山统治内蒙的那个时期，人们都回避民族问题，都不敢讲民族问题，出现了冷冷清清，很不正常的局面。所以林彪及其死党讲的那种“民族分裂”表面上好象是“革命”的，实际上是反动的；表面上好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这正是我们要批判的。只有批判了这种“理论”，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批深批透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才能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政策再教育。
第三个问题：“大汉族主义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也要批判”，“当前要警惕地方民族主义抬头。”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对目前正在起来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少数民族同志施加压力，似乎他们是以地方民族主义反大汉族主义。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才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有必要从理论上把它闹清楚。
从理论上讲：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共产党人是都反对的。而在反对一种倾向时，同时应该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反一种主要倾向。这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内容不清楚）决定的。
我们就拿建国25年来的实际斗争情况来看，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民族工作方面的斗争主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因为那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刚刚垮台，大汉族主义的流毒还很严重，如不狠狠地批判大汉族主义，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发动了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斗争，持续了7、8年之久，取得了伟大胜利。
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斗争转向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为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时，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也乘机刮起了一阵黑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右”斗争的同时，也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还击。1959年西藏地区又发生了达赖集团叛国事件，随后又揭发了班禅集团叛国事件，新疆地区也发生了“外逃”事件。经过这几次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各族人民更团结了，祖国统一更巩固了，保证了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
最近几年，林彪及其死党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大整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其流毒在我国民族工作中有比较大的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及存在的问题，才发出了“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的英明指示。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明确指出了大汉族主义是当前民族问题方面应该反对的主要倾向，这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这个指示对我们内蒙地区是否适用？我认为是完全适用的。因为去年在传达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对民族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凡是民族地区，民族政策抓的都不好，要好好抓”。毛主席讲的“凡是民族地区”里面，当然包括内蒙地区在内，而且也说明内蒙地区的民族政策抓的也不好，这是毫无疑问的。遗憾的是，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在内蒙地区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这种状况各族革命群众是不满意的。所以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民族问题就必然要提出来，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必然要受到批判，这就是革命群众自发地起来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自发地在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
现在，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所执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斗争刚刚开始，矛头应该指向大汉族主义，把它批深批透。因为它是主要倾向。现在如果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并列地提出来，这就混淆了主要傾向和非主要倾向的区别，掩盖了主要倾向，结果是“各打五十板”，什么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
有人看到目前在内蒙地区批判大汉族主义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同志，而且听到他们的发言比较激动，用词比较尖锐，就认为这是“地方民族主义”抬了头，是以“地方民族主义”批判大汉族主义，所以他们就提出要警惕“地方民族主义”，“既要批判大汉族主义，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其实，对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汉族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都应该批，而且汉族出身的同志批大汉族主义更为有力。少数民族出身的同志因为他们亲身受到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的伤害，憋着一肚子气，所以他们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时感情容易激动，用词比较尖锐，这是很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这和地方民族主义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的。有些人却把少数民族同志对大汉族主义的这种气愤，误认为是“地方民族主义”抬了头，认为也应该批。这就实际上给这一部分同志头上泼了冷水，对发动他们起来狠批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是不利的。
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有些同志联系内蒙地区的实际，联系本地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就很自然地要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实际上这就是革命群众自发地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大方向是对头的，所以我坚决予以支持。但是要在内蒙全区开展这场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就需要内蒙党委对这场斗争的重視，把它作为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有力的领导，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遗憾的是，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展了3个多月，内蒙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民族问题还是很不重视，对民族政策再教育还是很不认真，对落实民族政策还是很不得力，对革命群众自发进行的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的斗争，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因而这场斗争目前还处于自发状态，这是很不利的。
内蒙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内蒙地区的民族问题采取这种态度，绝不是偶然的，以前也有类似情况，下面我只举两个突出的例子。
1973年4、5月间，中央召开了陆地边防会议，会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需要再教育。”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指明了民族工作方面当前应该反■的主要倾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当时我感到十分兴奋，认为内蒙党委一定要狠狠地抓一下民族问题，一定要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广泛深入地民族政策再教育，我自己也愿意积极投入这场斗争，为人民事业作一些工作。但是内蒙党委对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根据这个指示对内蒙地区的民族政策执行的情况检查了没有呢？内蒙地区有没有大汉族主义？内蒙党委对大汉族主义进行了斗争没有呢？据我所知，内蒙党委只是照例召开了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广泛地讨论了一遍，就草草地结束了。内蒙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始终没有到会，更没有作什么报告。说明内蒙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个会议很不重视。会议开过以后，内蒙党委对于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如何在全区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也没有作什么计划，只是由内蒙革委会政治部组织了几个干部，编写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的小册子，定为“内部学习材料”，只发到公社以上干部阅读，而且还要“定期收回”。就连这本小册子，公社以下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也没有资格看到，更不用说广大的社员群众了。这就算是在内蒙地区进行了民族政策再教育。
1973年11月，中央负责同志对内蒙工作又作了具体指示。特别指出：“内人党的平反工作方面还有不少遗留的问题”，要内蒙党委抓紧解决。可见中央负责同志对内蒙地区在清队中大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内蒙党委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这个指示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挖“新内人党”以后究竟遗留的问题有多少？是些什么问题？内蒙党委组织专人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呢？如何处理这些遗留问题？政策界限如何掌握？内蒙党委又认真研究了没有呢？挖“新内人党”以后已经5年过去了。遗留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究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能不能规定一个时间限期完成呢？据我所知，内蒙党委也是照例召开了会议，照例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照例组织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了一遍，也就完事大吉，具体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会后内蒙党委也不督促检查，完全放任自流。这就是内蒙党委对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的态度。
由于挖“新内人党”以后遗留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内蒙地区究竟有没有“新内人党”？这么大的问题始终没有结案，内蒙党委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表态，所以许多被打成“新内人党”的同志思想上仍然背着包袱。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呼市街头又出现了“新老内人党的复活是内蒙最大的复辟。”等三条大标语，这就更刺激了过去被打成“新内人党”的这些同志的感情，从而就爆发了，要求内蒙党委落实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迅速处理挖“新内人党”以后遗留问题的，这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有人认为：挖“新内人党”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牵涉面又很广，不仅涉及四盟二市，而且还涉及东三盟，这个问题只有中央表态以后，内蒙党委才好结案。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内蒙党委负责解决。因为这几年的清队工作中已有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基本情况已清楚了，在此基础上做出究竟有没有“新内人党”的结论，然后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区广大群众公布，这就可以解除数十万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思想包袱，对于加強人民内部的团结，加强各民族团结，加强党内军内的团结，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有利的。
为什么中央负责同志对挖“新内人党”遗留问题解决这样重视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战备问题密切联系着，是和反修防修的斗争密切联系着。大家都知道“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始终没有放弃。所以去年中央召开的陆地边防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在讲话中都強调要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最大的战备。是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内蒙地处反修前线。民族团结更为重要。所以早日彻底解决挖“新内人党”遗留的问题（包话“新内人党结案问题”），不仅是一个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备问题。所以”新内人党”遗留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内蒙地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中的一个迫切的问题，解决的越快越好。
当然，在内蒙地区落实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因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不多说了。
以尤太忠同志为首的新内蒙党委成立快3年了，做了不少工作。但对于民族问题始终采取应付态度，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反复向全区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没有对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没有迅速处理挖“新内人党”遗留下来的问题，使自己在民族问题方面陷于被动，远远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目前是到了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为此我向内蒙党委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希望内蒙党委的负责同志明确表态，支持当前起来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这些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并且希望内蒙党委的负责同志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带头揭，带头批，把这一斗争当作全区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作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领导全区革命群众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建议内蒙党委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认真检查一下内蒙地区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特别是认真检査一下挖“新内人党”以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狠批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狠批他们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根据确实存在的问题和内蒙地区的具体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各项决定，在全区贯彻执行。第三，建议由内蒙党委成立一个工作组（或调查组），负责在全区调查研究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批判大汉族主义，落实民族政策的情况〔特别是挖“新内人党”遗留问题的情况），及时向内蒙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同时也监督内蒙党委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落实民族政策，认真批判大汉族主义，防止发生“走过场”的情况，以便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来源：内蒙古日报社部分革命群众翻印。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内蒙古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牙含章同志（行政9级），从4月25日以来，在内蒙古党委一些同志的支持下，以《狠批林彪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为题，到处讲演，颇为轰动。我们认为，牙含章同志的讲话，许多观点是错误的。问题并不在于牙含章同志个人的错误现点，而在于这种观点却得到了内蒙党委领导机关一些同志的默许与支持，致使这些错误观点被认为正确的东西，四处传播。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据了解，5月初，牙含章同志曾要求《内蒙古日报社》发表他的这篇讲话。报社随将这篇讲话送交内蒙党委书记吴涛同志审阅，吴涛同志阅后批示：“请宣传部、文办提出具体意见。”这样，“讲话”经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往夫同志圈阅后，又传到了内蒙古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于北辰同志手里，于未置可否，又于5月22日交给了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特古斯同志。特阅后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在当前应该作这样的报告，特别是汉族领导干部讲”，后又交文教办公室副主任潮洛濛同志审阅，潮阅后又作如下批示：“同意特古斯同志意见”。这份讲话，几经传阅后，虽未在《内蒙古日报》发表，但已在许多单位转抄打印达2000余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5月中旬内蒙古党委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内蒙古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巴图同志又到会公开散发，内蒙党委负责同志不管不问，任其流传全区。
现将牙含章同志讲话的最后修定稿呈上，请首长审示。这份修定稿，是在送交吴涛等同志审阅稿的基础上，经特古斯同志指点后修定的。修定稿第4页“在郑维山主持内蒙工作的那个时期，……践踏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铁证”的一段，在原稿的提法是：“他把内蒙地方干部8000多人强迫迁往区外办学习班，另从北京部队、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调来了大批新干部，接替了原来的工作。从此以后，在内蒙地区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只剩了吴涛同志一人，而且也不负主要责任。在盟市旗县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不要说没有一个当第一把手的，就是当第二把手的也不多。所以从事实上讲，郑维山主持内蒙工作的那一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实际上被取销了，因为当家作主的都不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那还叫什么区域自治？这就是林彪死党郑维山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铁证。”对于这种明显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恶毒攻击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言论，吴涛同志看后不仅不予批驳，反而批交宣传部、文教办公室研办，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震惊的。
内蒙革委会常委 王金保内蒙革委会委员 郝梦枚 高福瑞197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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